说起杨澜，我们所熟知的是她是一个成功的节目主持人，一个成功的企业管理者，同时由于近几年几乎将身心全部投入中国的慈善事业(所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她的身份似乎又多了一种，一个让人心生敬佩的慈善工作者。按杨澜的话说：“我希望用慈善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通过教育获得改变。”“而当慈善变成一个事业，它不再是一种感情冲动，而是科学、理性的管理方式，处处离不开商业运作”。

    “慈善不仅仅是同情和理解”
    与多数人一样，1997年杨澜第一次接触慈善是个偶然。1996年底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杨澜留给中国观众的印象更多的还是“正大综艺”中模样清纯的大女孩。“希望工程”看中的是杨澜作为公众人物的号召力，对于杨澜来说，“离开中国两年了，我很怕脱离了真实生活，回来后急切地想重新融入这个社会，很想做些事情，于是就答应了”。
    第一次合作，“希望工程”推出了一部“中华成语故事”的系列片；由杨澜做主持人给小朋友讲成语故事。按照当时的运作模式，几十集的节目发行到各电视台，每个电视台不用支付节目制作费，但是必须出钱建立一所希望小学。这次
简单的合作，让杨澜感慨做慈善事业的艰辛。
    杨澜自己稍有经济能力，就开始主动捐助慈善。 1997年她写的书《凭海临风》出版，“我把第一笔稿费30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在这笔钱的具体开销上，她的要求是，“我想直接帮助贫困的孩子，所以其中lO万元给了上海100名贫困的中小学生做为助学金，”另外20万元的用处，直接缘于杨澜第一次与“希望工程”合作的感受，“当时想到海外对希望工程了解不多，所以我跑到大别山等地去采访，做了一组片子来宣传希望工程”。
    实地采访给杨澜的触动相当大，以前她感性地认为做慈善是一件舒心的事情，远没有想到具体建立希望小学非常琐碎艰辛。工作人员要跑到偏远山区或农村踩点找位置，条件艰苦。在人事沟通上，很重要的步骤是与当地县政府、村委会等层层机构协商。“让我吃惊的是，希望工程的生存居然是依靠银行利息!他们把在银行周转资金的利息用来做行政费用，太艰难了。”杨澜当时接触到的慈善事业状况是，“中国老百姓还习惯于把捐助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受助者身上，却没有考虑到慈善组织该怎样生存。”
    开始参加公益活动后，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找到了杨澜夫妇。“我对慈善活动的邀请基本上都接受了。因为这是一种让人愉快的事情。”现在杨澜作为环保大使、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全国义务献血形象大使、绿色大使、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等，“身数兼职”。和各类慈善组织接触多了之后，杨澜从早期零星地捐助，开始自然地思考起目前慈善事业的状况。
    1998年长江发大水时，杨澜在凤凰卫视工作。她的先生吴征作为亚洲电视台的营运总裁，第一个在香港电视媒体发起募捐活动，后来这些善款都交给香港红十字会，通过它向内地分发。当时香港成熟的慈善运作给杨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家都信赖制度完善的慈善组织，活动有很好的传统。
    杨澜也一直有机会接触海外基金会，让她对两种慈善制度感受很深。“从捐助者个人来说，我的一些海外女性朋友，长期捐助乳腺癌基金会，她们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去实施，每年有详细的捐赠计划、稳定的筹款方式、高档的慈善晚会，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模式。杨澜曾受邀参加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顾问委员会的筹款活动，“让我触动的是，慈善在这里成了一种体面而有力量的传统。学院邀请在国际事务中有突出成就的人参与晚会，每次都有一个主题和重量级的获奖嘉宾。在杨澜参加的晚会中，获奖嘉宾是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她发表了自己的获奖感言，“很多知名人士都来参加，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捐款，而是与各界社会名流近距离接触，参加晚会的每个人在精神和社交层面上都有收获”。颁奖过后，晚会有一系列的拍卖、捐赠活动，杨澜逐渐意识到，“必须有良好的制度使得慈善事业持之以恒”。
    等到2003年杨澜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原先对慈善事业只是零星感受，现在要变成制度层面上的思考和建议了。  “我交出的第一个提案就是《完善中国民间非盈利性机构的生长环境》。很多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对我大倒苦水，说已经到了2003年，可是中国非盈利性机构的财务审核，用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制度，令很多国内的慈善机构陷入两难境地。”   
    杨澜有些不解，在美国，一个人如果开始参加公益事业，会不断地接到各个公益机构的邀请，参加公益活动越来越深入，但对于中国目前的慈善机构来说，要钱总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既缺少筹集资金的方法，也不太懂得如何使资金保值增值。“那些全国性的慈善机构，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知名度，可是一年筹集的资金却只有几百万到一个亿，与国外同类型的机构相差太远了。中国的慈善事业缺乏品牌应该是其中一个原因。”与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长年接触后，杨澜发现虽然很多人相当善良、责任心强，但是素质跟不上慈善事业真正的商业运作。如今国内的多数慈善机构的管理人员是离退休老干部，工作人员多是机关人员，金融知识非常缺乏。“我越来越意识到，长久有效的慈善事业依靠成功的商业运作，从筹集资金到委托信托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完全遵循商业规则的。”
    在捐款人群中，很多退休老人和军人长期捐款，虽然数额不多，但是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形成了捐助的习惯。与舆论的抱怨不同，杨澜并不觉得中国富人对慈善态度冷漠，“事实上，中国很多企业家是乐于捐助的，只是需要慈善机构‘逮’住他们，持续地向他们介绍好的慈善项目”。杨澜自己作为商人的感受是，企业家非常忙，需要慈善机构耐心细致的工作。而慈善组织缺乏透明规范的财政制度，也让很多有心捐助的人非常犹豫。
    杨澜觉得很难个人改变慈善事业的现状，于是在政协提案中梳理出政策建议。一方面政府应该鼓励非营利性机构的成立，在法律程序上给予便利。减免税收也是她呼吁的重点，认为慈善机构应该从筹款中提取资金作为行政开支，财务审查制度也需要完善。
杨澜发现，凡是遇到海啸、地震这些灾难性的事件，捐款一下子增多了，“看来多数人做慈善停留在感情冲动的阶段，还没有将慈善变成一种生活习惯。”

    尝试建立基金会
    杨澜夫妇引起舆论哗然的举动，是2005年7月他们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l％无偿捐献给社会，并且设立了“阳光文化基金会”。在此之前，在2004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上，杨澜排名第六已经引起了公众关注。杨澜本人对慈善一向低调，在获知外界对她捐款3000多万元的说法后，杨澜只是通过公司发表声明表示：在排行榜公布的杨澜女士的捐款中，绝大部分是杨澜女士和她的先生吴征以个人名义
    捐助的。其中，有2600多万元是杨澜女士和吴征先生去年个人捐款成立私人慈善基金“阳光教育基金”，今后以每年的投资收益用作资助资金来源，故排行榜公布的捐款数字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而对于捐赠大量资产的做法，一种说法是，“只见到杨澜捐赠持有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的提法，并没有提到51％股份的市值”。媒体开始质疑商业运作并不算成功的阳光媒体投资集团，到底有多少资产能够真正捐赠。
    对于各种猜测，杨澜显得很轻松：“我非常平静，我觉得大家对这样的事情还不习惯，公众会慢慢地调整对财富的态度。”杨澜提到，“自己和吴征这两年一直都有捐资产的念头，但想法并不明确。”但是2005年身边几个好友的突然离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让他们的想法有了变化，尤其是作为朋友的画家陈逸飞的突然离世，身后的遗产引起了众多的纷争，让杨澜夫妇当即决定做出上述举动。
    与慈善事业接触的这几年，杨澜对于慈善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总认为，做慈善需要的是一颗善心，很多人把它看作一种‘一时兴起’的投入。但??学的管理机制、商业上成功的运行模式。对于我个人而言，它从一种感性的冲动，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杨澜的计划中，她想用自己的财富来做基金会，期望着像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那样，建立自己的模式，长期关注某些领域。“虽然我们在规模上没办法和他们相比，但是我希望从我开始，积累基金会的传统。在具体操作上，由于内地还不允许成立个人基金会，‘阳光文化基金’在香港成立。”
    “阳光文化基金会”主要资助教育和扶贫领域，很大程度上缘于杨澜的个人经历，“因为我个人非常相信教育改变命运，我父母都是普通人，是教育让我眼界越来越开阔。我个人的经历让我觉得，文化交流对于开阔年轻人视野非常有帮助。”在资助方式上面，为了避免“毫无目的地资助个人，就会像盐洒进大海里，看不到踪影，”并且考虑到自己做媒体出身，杨澜决定还是发挥媒体从业者的特长，头两年主要帮助内地大型基金会培训工作人员和进行公益活动宣传，“因为很多基金会有非常好的项目，但是资金和意识所限，往往开个记者会，然后就不了了之，我们要出资来做公益广告进行宣传”。
    杨澜说，自己的慈善行为在她的理解中，应该这样来形容：“我愿意用我的方式处理我的财富，这样更加容易成为我愿意成为的那个人，这样我觉得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