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民政部人事司巡视员刘国林已经办了退休手续。他如果走在大街上，和那些早晨登山逛公园，晚上路边扭秧歌的银发一族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他张嘴说话，你会发现他还是个挺可爱的老头，就跟住你们家隔壁的大爷那么亲切。你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么个朴实亲切的老头，作为民政部前副部长范宝俊的得力干将，共同驾驶着中国慈善机构的航母——中华慈善总会。

慈善事业的科学发展观

——访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刘国林

□  袁 因

作为一家在海内外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慈善机构的秘书长，刘国林当然不能享受登山扭秧歌的悠闲生活，他和那些上市公司的老总一样，节奏紧张，日程紧密，要安排接受采访并不容易。记者和他约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他可以从容坐下来的时间。推开他办公室房门的时候，还有一人似乎刚谈完事情，正起身出来。刘国林的第一句话就是：“约了这么久，真是欠了债了，不好意思。”语调真诚，态度谦和，完全不像一个曾经的政府官员，一个曾经的局级干部。 
“公信力是慈善的生命”

在中国，单位前头能挂个“中国”、“中华”的牌子，是得有些背景和实力的。老百姓真正认识中华慈善总会，还是从1998年那次大洪水开始。1998年8月16日，中华慈善总会、中央电视台、中国红十字会联手，举办了中国第一台电视募捐专场晚会。对这场晚会的效果，当时的央视台长杨伟光心怀忐忑，中华慈善总会也不敢过于乐观，最初的目标是能募集到2000万元善款。谁知道消息传出，慈善总会在北京西单附近二龙路公楼前的广场、所有的楼层都被人流堵塞，捐款的、捐物的、捐赠救灾海报的、请求分配救援工作的、贡献点子的，人们扶老携幼地赶来，还有不少外地人坐飞机火车赶来。许多学校的大学生赶来后自发地按学校组成志愿队帮助工作，许多餐饮公司为大家免费供饭、送餐，连续几天每天都开出上百号人的流水席……一天早上，因为还没到上班时间，警卫不许捐款者进入，等了一晚上的捐助者竟然和警卫发生了冲突。那台晚会，一下子就筹到3亿多元的捐赠资金和物资，创造了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神话，中华慈善总会作为中国慈善的先锋航母也空前突出。

那个时候，距离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不过四年。现在，中华慈善总会这艘“航母”的体量已今非昔比，曾经创造的慈善“神话”也早巳被更新的纪录刷新变成了一段平和的记忆。截至目前，中华慈善总会直接募集的慈善款物折合人民币已达到40多亿元，数以千万计的困难群众得到了不同形式的救助。中华慈善总会在全国拥有280多个会员单位，在救灾、扶贫、安老、助孤、支教、助学、扶残、助医等八大方面同时实施着几十个慈善项目，逐步形成了遍布全国、规模巨大的慈善援助体系。1998年，中华慈善总会加入了国际联合劝募协会，成为该组织中唯一的中国会员。

采访刘国林秘书长的时候，慈善领域正是硝烟滚滚。某位文化名人正深陷“捐款门”难以自拔，差点被网络上的口水淹没。在中华慈善总会的官方网站上，《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收支及使用情况公示》正静悄悄地挂着，同时一份“在线募捐名单”正滚动播出，捐款的名字和数额标得清清楚楚，几个人捐了一元钱，名字也赫然在列。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中华慈善总会专门就抗震救灾接收捐赠情况向全社会作了汇报：截至2009年4月30日，中华慈善总会本身，不包括280多个地方会员单位，共接收抗震救灾捐赠款物10.882亿多元，其中资

金9.272亿元，物资折款1.61亿元。中华慈善总会对资金的拨付、立项情况都作了详细说明，以兑现“不负捐者情，交出明白卷”的承诺。机构的公信力关系我们的生死存亡，所以我们对善款的管理和公开透明高度重视。”刘国林很强调这一点。

零风险生存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之初，虽然对外宣称自己是“民间社团”，但它和政府的密切关系也使其身份一度遭人热议。首任会长崔乃夫是民政部前部长，民政部因机构改革分流安置的部分人员，也直接进了中华慈善总会。民政部曾要求中华慈善总会申报国有资产，甚至要求把捐款也当作“国有资产”进行申报。刘国林说，其实中华慈善总会是独立的社团法人，虽然早期政府机关分流一部分人员“支持”了总会，但这部分人员还是属于公务员编制，在总会这边只拿补贴，相当于“准志愿者”。中华慈善总会不拿国家一分拨款，生存发展都要靠自己解决。

那中华慈善总会是怎么解决生存发展问题的呢？记者对此很感兴趣。就记者了解，国内一些慈善机构的运作资金要么来自接收、拨付善款的时间差形成的利息，要么来自将原始资金进行投资的增值。中华慈善总会成立时有一笔创始基金，也曾将这笔基金拿出来投资增值，但最后这笔钱却遭遇很大风险。刘国林对记者介绍说，中华慈善总会现在的运作经费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创始基金的利息。现在每年还有热心人士向总会的创始基金捐款，使得创始基金的本金不断增加，利息也水涨船高。虽然现在利率不高，但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二是项目管理经费。按照国际通行做法，中华慈善总会对每个项目的运作会在合同中规定一笔管理费用，直接从捐款总额中列支。这一点刚开始有些捐赠者不理解，但现在随着对外交往的深入，这种做法已经被普遍认可。联合国一个驻华机构让中华慈善总会做一个公益项目，主动问“管理费用是多少”，根本不需要做说服工作。“我们是零投资，零风险。创始基金是我们的高压线，坚决不碰。”从刘国林坚决的语气中，可以感受到中华慈善总会已经进入稳健运行的轨道。

中华慈善总会在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团体会员，这些会员和总会是什么关系呢?刘国林解释说，这些会员和总会仅仅是伙伴关系，入会的会费很低，总会只是在政策上发挥指导作用。总会通过团体会员密切和下边的关系，团体会员则可享受总会提供的信息资讯，团体会员都是独立法人。中华慈善总会还有自己的理事和个人会员，成员包括白岩松、朱军、李谷一等社会名流。刘国林说，个人会员和理事的条件不绝对，但一般是捐赠大户或者是热心公益、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成为中华慈善总会的理事，使一项很大的荣誉，不少知名人士很在意这个称呼。

要钱重要，管好用好钱更重要

中华慈善总会在海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在目前接受的捐赠中，海外捐赠占了大部分。记者问刘国林，是先有项目还是拿到钱后再设计项目?刘国林说：几种情况都有。一般是三种情况：总会先设计出项目，再用这个平台去劝募；或者是捐赠人有明确的意向，收到捐赠后即投到指定的项目上去；还有就是捐赠者有意捐款，但不知道用到哪个方向，中华慈善总会根据现有的方向给他建议。刘国林认为，趋势是主动劝募。“你不能守株待兔，你要设计产品。比如我做一个帮助儿童的项目，给弱势群体的残疾儿童搞一个电脑教室，我们设计好了方案，给捐赠者挂个铜牌，效果非常好。”“逐步走向创业，类似招

商引资，拿出一系列方案，这个一百万，那个三百万……你可以挑选，我们尊重个人意愿”。在劝募方面，刘国林已经很有心得：“现在钱不好筹，劝募很重要。国内现在还主要是筹募，国际上一些大公司，随时保持和慈善机构往来，他有这个预算，所以早期就去游说。我们也在做这个事，跨国公司一般都有这个意识。”刘国林说，劝募并不让人反感，但要讲究方法，讲究频率。他打了个比方，就像平时开着车，有人拦住车要钱，反复几次，就让人反感了。

记者笑着问刘国林：“你目前的工作，是不是主要就是向人要钱?”他却摇摇头：“重点还是管理，协助会长日常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制定、把关，对捐赠者合同管理等等，占据了我很多时间。项目捐赠、大额捐赠是要签约的，这就有对慈善政策的把握，防止捐赠者的钱稀里糊涂进，稀里糊涂出。”因为项目管理严格，刘国林说，到目前为止中华慈善总会还没有碰到捐赠者开空头支票的情况。善款到帐多少就开多少票据，企业按照实际到帐款项享受法定的免税额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分期付款，根据企业经营状况灵活调整等等。虽然慈善机构只是“过路财神”，但刘国林很担心对慈善资源的不合理开放，他希望慈善机构间的竞争更加规范，用服务、口碑而不是一些不当手段去拉来善款。“千万不要掘断黄泉水不流啊。”刘国林说。

慈善事业的科学发展观

刘国林没有像一般人接受采访那样一问一答。随着采访的深入，你会发现刘国林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工作者和政府官员的那种能力会自然显露出来。他虽然在秘书长任上才两年，但对慈善的思考显然相当深入。他把当前慈善领域的热门话题概括为“四大环境”、“十大关系”、“三个误区”，你没有问到的问题，他也一并给你解答了，概括能力、理论水平非常人能比。“用科学发展观认识中国慈善之路怎么走，这是个大问题。”刘国林说。

刘国林认为发展慈善事业需要四个环境：政治环境，法制环境，舆论环境，人文环境。他反对慈善机构完全回归民间，认为那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刘国林认为，政府在政治动员上有绝对优势，捐赠者在当前还是更信赖政府。依靠政府，慈善机构才可能动员起很多的资源。中华慈善总会现在的领导班子全部是退休的政府官员，可以说是佐证了刘国林的观点。刘国林认为，当前的媒体对慈善的认识还有偏差和不足，尤其对慈善机构的宣传收取高额费用，这和慈善本身的公益性背道而驰。记者问他，当前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刘国林概括为“认识论”，引伸出他的“十大关系”话题。

刘国林谈到了慈善机构和政府的关系，机构自身建设和发展的关系，市场开发与整合的关系，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富人慈善和公民慈善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自身发展的关系等等，体现了刘国林对慈善事业的整体思考，如果展开来说，必然是篇宏文。不过在记者看来，更能体现刘国林个性色彩的，是他对当下某些认识“误区”的阐述，这让人也感受到了当前慈善工作者的某种无奈：

一是慈善万能论。有人把慈善机构看成是政府，似乎你无所不能，实际上慈善事业只是政府作用的补充。

二是慈善是无条件的。实际上捐赠者的范围、能力都是有限的，对捐助者的救助也不是无限的，可能援助你半年，可能是一年，这里面有一个救助政策的问题。

三是无成本论。慈善是有成本的，管理成本、运作成本等等。不少捐赠者有误区，受援者也有误区，给一百万就要全部拨出去，受援者也希望一分不少，没有考虑到这笔钱从进到出需要很多环节和成本。   

“慈善机构不等同政府部门。我们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量力而行，有可为也有不可为。”说这话的时候，我似乎看到眼前的刘国林不仅仅是一个亲切的邻家大爷了，而是一个据理力争的慈善老兵。

刘国林说：“我们这里是哭笑最多的部门。”记者以为他有委屈，他却说，“老是在救灾，很多是悲情的东西”。不过刘国林很喜欢自己这份工作——虽然薪水并不像常人想象得那么高。刘国林觉得，挣钱早已经不是自己人生的首要目标了，他当过兵，当过教师，做过公务员，做过媒体人，现在又做了管理者，工农商学兵全走了一遍，感觉还是通过慈善工作能为更多人做事，更大范围“为人民服务”。刘国林的老伴住了几个月的医院，但老伴让刘国林不要辞职。刘国林为了不影响工作，只是每天下午稍微提前走一会，到家后再开着女儿的车到医院给老伴送饭。刘国林说，现在比在机关上班还忙，但他不觉得累，这样的状态能让自己在人生谢幕那天“画上很完美的句号”——说这话的时候，记者仿佛闻到了发自肺腑的幸福的味道，真实并且触手可及。

（摘自《环球慈善》2009年第7期）